——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，在动的状态中，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，寸步不出雷池者，不可能，亦不愿！如此辗转一想，倒觉得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，同居却是偶然的幸遇。
——望你继续上进，不做“时代之落伍者”，要进一步“求正确新颖思想，谋相当技能”
——如果你我的爱情，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，总是抱歉的……至于我自己呢？自然也须随时努力。
——别后思量，才愈觉得聚首时之乐，聚首时一举一动之可贵。
所有这些，都是信中语言。所有这些信，所有这些情深意切的家书，都是出自同一人的手。此人就是王一飞，浙江上虞人，1898年生。
王一飞致妻子陆缀文的信（手迹）。
王一飞1920年进上海外国语学社，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；1921年赴苏留学，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；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5年回国，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军事部。
中共中央军事部成立之初的“临时工作地点”在“上海市宝山路宝山里一幢二楼二底的房子里”。这幢房子，究竟是弄内几号，现已失考。我们只知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三人组成员的王一飞，曾在那“一幢二楼二底”的石库门房子里“工作”，“工作”在“二楼”。我们只知道1926年2月7日，王一飞与“中共江浙区委机关工作人员”陆缀雯结婚，两人“没有买一件家具，仅在江浙区委机关附近租了个亭子间”。我们只知道那一个“租”来的“亭子间”，毗邻中共“江浙区委机关”，既是王、陆夫妇的“住所”，又是中共中央军事部的“秘密办事处”。所以，王、陆婚后，陆缀雯从中共江浙区委调中共中央军事部“守机关”，“守”的就是自己家。她的日常工作之一，就是在那一个毗邻中共“江浙区委机关”的“租”来“亭子间”里，忙于“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”。而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间的中共江浙区委机关，据徐梅坤（首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，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）回忆，则又在“闸北横浜路附近”。确切地说，是在华兴坊（今华兴路64弄）24号。徐梅坤在他的《回忆1925年的商务印书馆大罢工》中说：“经过长时间的筹措，我和几个人凑到一些钱，在浙江北路华兴坊24号租了一所两层两底的楼房，作为工人活动场所。这里距火车站不远，是中国管辖地区，与英国租界交界处，由于中、英双方统治当局都不过问此地，形成了‘两不管’。所以江浙区委认为，利用这里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，开展工人活动是比较理想的。”换言之，1926年春夏之交的中共中央军事部应该也就在而今的静安区“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”
王一飞。
1926年春夏之交的战争，中共中央军事部“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”所“参加”的“战争”，不是别的战争，而正是“打倒列强，除军阀”的北伐战争。1926年7月9日，国民政府从广东起兵，于9月6日攻占汉阳，7日占领汉口，10月10日占领武昌，新婚仅两个月的王一飞随即溯流而上，奔赴汉口、长沙等地执行重要任务。在客轮上，王一飞写信给深爱着的妻子，动情说道：“骤然离开我爱，忽忽如有所失似的！虽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，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……”这里的“校事”是隐语，显指革命，党的事业。所以，王一飞奋笔又写：“但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，在动的状态中，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，寸步不出雷池者，不可能，亦不愿！”
天各一方的新婚夫妇遥相祝愿平安、勉励上进，王一飞希望陆缀雯多学习，“不为时代之落伍者”，还相互激励“如果你我的爱情，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，总是抱歉的……我自己呢，也须随时努力！”
1926年底，王一飞与妻子陆缀雯在上海。
“随时努力”的王一飞最终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，留给爱妻的只是数张合影和51封往来书信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合影、这些书信，在那漫漫长夜，在戈登路（今江宁路）的一栋小楼中，与罗亦农、李文宜夫妇同住一楼一底的小亭子间里，给了孤单呵护两岁儿子的年轻母亲陆缀雯以温暖、以力量……。
——望你继续上进，不做“时代之落伍者”，要进一步“求正确新颖思想，谋相当技能”
——如果你我的爱情，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，总是抱歉的……至于我自己呢？自然也须随时努力。
——别后思量，才愈觉得聚首时之乐，聚首时一举一动之可贵。
所有这些，都是信中语言。所有这些信，所有这些情深意切的家书，都是出自同一人的手。此人就是王一飞，浙江上虞人，1898年生。
王一飞致妻子陆缀文的信（手迹）。
王一飞1920年进上海外国语学社，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；1921年赴苏留学，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；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5年回国，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军事部。
中共中央军事部成立之初的“临时工作地点”在“上海市宝山路宝山里一幢二楼二底的房子里”。这幢房子，究竟是弄内几号，现已失考。我们只知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三人组成员的王一飞，曾在那“一幢二楼二底”的石库门房子里“工作”，“工作”在“二楼”。我们只知道1926年2月7日，王一飞与“中共江浙区委机关工作人员”陆缀雯结婚，两人“没有买一件家具，仅在江浙区委机关附近租了个亭子间”。我们只知道那一个“租”来的“亭子间”，毗邻中共“江浙区委机关”，既是王、陆夫妇的“住所”，又是中共中央军事部的“秘密办事处”。所以，王、陆婚后，陆缀雯从中共江浙区委调中共中央军事部“守机关”，“守”的就是自己家。她的日常工作之一，就是在那一个毗邻中共“江浙区委机关”的“租”来“亭子间”里，忙于“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”。而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间的中共江浙区委机关，据徐梅坤（首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，时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）回忆，则又在“闸北横浜路附近”。确切地说，是在华兴坊（今华兴路64弄）24号。徐梅坤在他的《回忆1925年的商务印书馆大罢工》中说：“经过长时间的筹措，我和几个人凑到一些钱，在浙江北路华兴坊24号租了一所两层两底的楼房，作为工人活动场所。这里距火车站不远，是中国管辖地区，与英国租界交界处，由于中、英双方统治当局都不过问此地，形成了‘两不管’。所以江浙区委认为，利用这里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，开展工人活动是比较理想的。”换言之，1926年春夏之交的中共中央军事部应该也就在而今的静安区“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”
王一飞。
1926年春夏之交的战争，中共中央军事部“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”所“参加”的“战争”，不是别的战争，而正是“打倒列强，除军阀”的北伐战争。1926年7月9日，国民政府从广东起兵，于9月6日攻占汉阳，7日占领汉口，10月10日占领武昌，新婚仅两个月的王一飞随即溯流而上，奔赴汉口、长沙等地执行重要任务。在客轮上，王一飞写信给深爱着的妻子，动情说道：“骤然离开我爱，忽忽如有所失似的！虽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，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……”这里的“校事”是隐语，显指革命，党的事业。所以，王一飞奋笔又写：“但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，在动的状态中，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，寸步不出雷池者，不可能，亦不愿！”
天各一方的新婚夫妇遥相祝愿平安、勉励上进，王一飞希望陆缀雯多学习，“不为时代之落伍者”，还相互激励“如果你我的爱情，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，总是抱歉的……我自己呢，也须随时努力！”
1926年底，王一飞与妻子陆缀雯在上海。
“随时努力”的王一飞最终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，留给爱妻的只是数张合影和51封往来书信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合影、这些书信，在那漫漫长夜，在戈登路（今江宁路）的一栋小楼中，与罗亦农、李文宜夫妇同住一楼一底的小亭子间里，给了孤单呵护两岁儿子的年轻母亲陆缀雯以温暖、以力量……。